重罚解决不了环境污染2

重罚解决不了环境污染

加大惩罚力度不等于环境治理变好污染的问题是一个权利受侵害的问题，即财产权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法律得到更好执行的“法治”，而不是某部惩罚力度可能更大的“法律”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通过一部名义上惩罚力度更大的法律，法治就得到改善，这是两回事财知道：4月24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新环保法着手加大惩罚力度，对污染企业按日连续计罚，罚款将上不封顶你怎么看这个法律朱海就：新修订的环保法赋予环保部门更大的执法权来惩治污染企业，这算不算一个进步笔者不这么认为，我们不能在“环保部门权力扩大”和“环境治理变好”之间划上等号问题不在于环保部门执法力度够不够大，而在于执法能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公众有没有途径对不作为的环保部门问责因此，对不得力的环保执法部门的惩罚力度加大，而不是对污染企业的惩罚力度加大才算真正的进步衡量一部法律是否有进步意义，关键看公众的权利是否会因此而得到更好的保障新环保法建立了公益诉讼制度，扩大了公众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维护自己权益的可能性，在这方面，新环保法有不小的进步意义但是，它限定了发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条件，全国只有约三百家环保组织符合这个要求，普通个人还是不能提起公益诉讼，这是一个遗憾财知道：此甫一出台，一方面很多人都点赞，觉得治污需用重典另一方面也有人担心环保部门会选择性执法，再增政府部门手中的权力你怎么看朱海就：“治污要用重典”的观念难以成立污染的问题是一个权利受侵害的问题，即财产权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法律得到更好执行的“法治”，而不是某部惩罚力度可能更大的“法律”这里区分“法治”和“法律”是必要的，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通过一部名义上惩罚力度更大的法律，法治就得到改善，这是两回事立法是需要的，立了法之后，我们更关心它能否得到执行一部良好执行的法律，必须使政府、企业和个人都受到同等程度的监督，任何主体违背法律都要受惩罚，不能有例外要对污染的企业有惩罚，首先是要是惩罚污染企业的政府（环保部门）受监督，假如政府不受监督，免于处罚，那么惩罚污染企业将不可避免地落空因此，仅仅单方面地赋予政府环保部门更大的执法权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于事无补的污染是一个产权问题污染问题是一个产权问题当产权界定清楚之后，污染就是“交易问题”和可能出现的“侵权问题”了因此，没有什么环境保护的问题，只有经济问题和法律问题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污染，是作为交易之基础的法治，或者说产权制度出了问题财知道：很多人觉得污染有负外部性，而且关系到每一个人，和其他商品不一样，需要政府起主导作用你怎么看这种观点朱海就：如上所述，污染问题是一个产权问题，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保护法律所确定的产权，而不是保护环境当产权界定清楚之后，那个就是“交易问题”和可能出现的“侵权问题”了因此，没有什么环境保护的问题，只有经济问题和法律问题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污染，是作为交易之基础的法治，或者说产权制度出了问题假如有了明确界定的产权，即法治，那么就会提供一种“环保的巨大激励”，因为每个消费者都希望使用环保的产品，企业就会去满足这种需求，从中获益，即环保将成为企业获利的机会，这意味着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发地去解决环保问题但是，假如没有法治，将提供相反的激励，在这时，企业的激励就是钻空子，污染了再说，不污染白不污染，“公地的悲剧”将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没有动力去开发更好的环境友好型的产品，他们的目光一定是短期的因此，美好的环境只是法治的一个“非意图”的结果，追求“产权的保护”才能实现“环境的保护”，而直接追求环保这个目标，而忽视产权问题，那恐怕是实现不了这个目标的我们要让“产权意识”代替“环保意识”，改“保护环境”为“保护产权”，“改善环境”为“改善法治”，这样环境才有希望“保护环境”这个概念至少它是不符合经济学和法律常识的，“环境”不是一个“财产”概念，“保护环境”究竟是指保护什么，究竟是谁的“环境”，谁保护谁的财产这些都说不清楚，假如是别人的财产，需要你去保护吗等等不能指望一个语义模糊的概念对环境有改善所以，问题的核心，不是政府该承担什么，政府该承担多大的，恰恰是我们想当然地把“环境保护”的职责赋予政府，从而导致人们产权意识的淡薄的不改善法治，环境问题不可能解决环境的悲剧，其实是法治的悲剧，是法治沦陷的体现，在“公地”的情况下，人们都短平快，不顾他人利益，受侵害者也无处伸张，环境怎么能不污染财知道：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空气、耕地等污染已经极其严重，甚至快到无法忍受的地步，这难道不是污染企业造成的后果吗如果政府不管，怎么才能解决污染问题朱海就：空气和耕地严重污染，恰恰都是因为它们都是“公共产品”，在这些领域，没有明确的产权界定，污染是“公地悲剧”的体现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空气虚无缥缈，界定产权是不可能的，但问题不是“不能”，而是“不可以”，只要开放这个排污市场，不把空气视为公共产品，使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界定空气产权的方式有利可图，企业家就会不断地想办法去界定它，比如新的节能减排技术或空气净化技术所以，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企业一定有污染环境的激励，企业的目标都一样，就是赢利而非污染，在一个法治的环境下，企业赢利的目标和公众的环保目标是兼容的，用经济学的话，是“外部性会内部化”，相反，就有可能是冲突的一味地试图管制企业，而不试图改善改善法治，环境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环境的悲剧，其实是法治的悲剧，是法治沦陷的体现，在“公地”的情况下，人们都短平快，不顾他人利益，受侵害者也无处伸张，环境怎么能不污染所有有助于法治的，才是有助于环境改善的对环境问题的治理，应该成为推动中国法治的一个契机朱海就系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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