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我要保持一个好的吃相节能

昨天上午，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办的“小说内外：毕飞宇作品研讨会”在广州举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仲伟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部主任李洱、作家毕飞宇等人出席当日活动。李洱在研讨会上说，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不久前到北京谈到了三位中国作家，老舍、莫言、毕飞宇。“能得到如克莱齐奥这样顶级作家的关注，还能如此深入，我非常感动。”

毕飞宇：我要保持一个好的吃相

“作品非常有力、准确地应对了这个世界”

在李洱看来，首先需要将毕飞宇的小说放在1990年代直到今天的文学背景下理解。李洱认为，任何写作都意味着观念和事实的结合，而1990年代的写作让这种结合变得非常有机，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文学。

刘震云与毕飞宇都是李洱非常喜欢的作家，他认为，在刘震云的小说里，虽然写的是日常的生活，但他更愿意跳出来进入观念。而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变、宿命的世界。

“但在毕飞宇的小说里，这个世界是一个流动的世界。”李洱认为，从毕飞宇开始，观念与事实经常在变化，经验也在变化。这种写作恰恰代表了1990年代文学非常重要的一种形象。

李洱还说，1990年代后，中国文学第一次和世界接轨，第一次建立了全球化经验，在此之前，我们的经验非常简单不利于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和风险预警机制等。为此。90年代后，我们的经验开始涉及到计划经济的经验，商品经济的经验以及全球化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世界变得空前复杂，而毕飞宇的写作正好非常有力地、并准确地应对了这个世界。”

很多故事要讲出来有极大难度

李敬泽认同李洱的观点，正是这样一个背景，使得毕飞宇的小说是有意思的。“我们有时代之大变，周围有无数的奇闻异事，但是我们很难讲出人的故事。”

“毕飞宇的腔调不像莫言的那么张扬，但他的腔调同样非常高明……语言的辨识度之高，也是在当代作家中比较少见的。”李敬泽表示，自己曾担心毕飞宇的语言太好而遮蔽了他作品中如人物、故事等等环节。但他现在有一个相反的想法，“也许，语言本身就是至关重要的。”李敬泽说，一个有明确辨识度的腔调，在这个时代的小说写作中，也许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本身具有强大表意性，有自身的质感，这样的语言本身就构成了小说的戏剧性、角色、小说的世界等。

“某种程度上说，1980年代以来一些最成功的作家，包括莫言也有明确的腔调，而且他把这个腔调赋予了世界，全面改造了世界。”李敬泽认为，在几乎毕飞宇的所有小说里，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人物的声音，也有被精心刻画的、那个叫“毕飞宇”的声音。”李敬泽认为，对这个声音的研究，也许能够影响我们对当下或今后中国小说的思考。“到底小说应该怎么写，或者说在这个时代，小说是通过什么来产生和发挥它力量的。”

毕飞宇讲故事：《乞丐》

出生在60年代的乡村，几乎每天都有许多乞丐来村里要饭。那时，我们所有的欢乐就是尾随乞丐在村子里走一段。乞丐们穿得很破，拿着篮子，一家家要，跟着他们觉得快乐。

其中一个乞丐，每次到我家门口，母亲都会给他一点饭。他也穿得破，但和其他人的破不一样，没有零碎地挂在身上，是缝起来的。我想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缝起来一开始只教三个小朋友，母亲很喜欢他。

大部分乞丐要到饭后，会赶紧把这几口吃完，然后到下一家继续去要。因为要吃完才能去下一家，所以吃的时候也很狼狈。但这个乞丐不这样，每次要了后，都是到树一旁坐下，和我们居家过日子一样，非常体面地把这几口饭吃完。

刚听大家的发言，我就一直想起这个乞丐。当然他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对我来说，也许我也就是一个乞丐来到这个世界，不管说是写作还是做其他事。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不管衣服多么破，要缝好。不管饭多少，我有多饿，我要保持一个好的吃相。别自己吓到自己，身后没有老虎，来和我抢这口饭吃。对碗里那点米，那点白颜色有尊重，把它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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