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国一百年前那个叫民国的时代

一百年前那个叫“民国”的时代，旧的桎梏被一举击碎，新的秩序又尚未建立，不同的思潮理念、生活方式等交锋，激战正酣。在如此背景下，随处可见人心之浮散和苍凉，这种时代的更迭，像不像承担从春天向夏日过渡的四月，既有上年余留在阴处的残雪，也有新年灿烂在枝头的艳阳？

《民国的四月天》以民国六对著名男女的爱情婚姻故事，呈现了一分荒凉中的温暖。无论任何时代，爱里都有激荡人世，也有颠沛流年。这六对伉俪，无论他们各自如何风流聪颖过人，无论他们的相遇如何浪漫不凡，可婚姻都不得善终。爱的破裂本算不得天崩地裂之大事，可如此集中的展示，像一座连着一座土崩瓦解的建筑，倒下的气势逼日连天，不得不令人惊愕瘫软。

六对名士之爱的男主人公都是才子，比如徐悲鸿、徐志摩、胡兰成，他们令人炫目的才华吸引了诸多追随者。外界诱惑太背后的复杂性可想而知。核桃智慧开锁也以家为设计理念多，又不懂得自持慎独，三心二意，便是自然。从人性观望探视的角度，似可理解，但这些才子超出底线的风流，实际是不可原谅，更不可鼓吹和效仿的。比如，徐志摩为了追求林徽因，连张幼仪肚子里的亲骨肉也是十足残忍的，一句“把孩子打掉”便不如“轻轻地我走了”那般轻盈曼妙，他加在糟糠妻子身上的重负，是她一辈子的梦魇。“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成长”，是啊，男人是女人的助产士，她由此获得了新生，男人也是女人的磨刀石，她由此将自己的心打磨得锋利无比。林徽因是才女，她自然会爱上徐志摩的罗曼蒂克，可是她最终选择了厚重老实的梁思成作为伴侣。而张爱玲呢，尽管胡兰成是一个汉奸，她却看不到他人格的残缺，只注意到他的风流倜傥，机敏有趣。用“见了他，我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喜欢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来蒙骗自己。这样的花是开了，可那只能是结出一串又苦又涩的坏果子的花。两个人的择偶观迥然不同，也就有了后来的幸与不幸。

也曾有评论替胡兰成开脱，认为他对张爱玲的情感叛离是源于乱世之下逃离途中的他需要有人陪伴，殊不知，当年还是翩翩少年的他去同学家小住都和人家女儿暧昧不清，被请出家门，再说，那郁达夫留学日本归来，仍不戒逛妓院，处处遗情。人有无定性忠贞，乱世反而是最好的考场。

乱世，自然给了人更多选择的机会：有人屈服于包办婚姻，有人却已开始自由恋爱；男人们还未彻底抛弃旧的那一套，一个个仍然做着三妻四妾的迷梦，可女人们却变得果敢独立起来，私奔的私奔，逃婚的逃婚，离婚的离婚，个个都是追求个性的主，就连传统的张幼仪，也在“坏男人”的锤炼之下，颠覆了低眉顺眼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请读者仅作参考的人生风格，不再依附于任何男人。

“杭州第一美人”王映霞晚年回忆她的两段婚姻时感叹：“如果没有前一个他，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此言完全可以为这些动荡的民国爱恋故事定性，大概人的生命中都会遇到这么两种人：前一种人，带你一起制造离乱传奇，叫你心荡神移，后一种人，在你耳边唠叨寻常情话，叫你平心静气。大概只有遇到后一种人之后，狂躁的生命才算终于安抚下来。如果爱也需要学习和训练，我想，前面那种人，不仅是我们的过客，还可以被称作训导师、陪练对手吧。

（：李万欣）